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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森：中国地域辽阔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但在历史上，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。尽管中国有《本草纲目》这样的医学巨著，但在地质学、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。而在欧洲，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。例如，在达尔文之前，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（Alexander von Humboldt）便前往南美，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、地理和气候。我认为，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。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，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。相比之下，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、陶土、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，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。而在欧洲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。比如，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，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，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、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。像达尔文，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，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。洪堡也是如此。他们愿意远行考察。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。此外，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。相较于大西洋，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。太平洋面积庞大，风向复杂，季节性变化显著，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。而且，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，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，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。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。

习近平强调，云南区位条件独特，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。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，加强交通物流、能源、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，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。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、科技、人才、医疗、文化等交流合作，让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可感可及。

　　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。马克思指出，“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，不在于生产什么，而在于怎样生产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”。科技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，创新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力量。每一次生产力飞跃，都是由科技革命引领、由颠覆性创新催生。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，具有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特征。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，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。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，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。

　　从21世纪初，搭乘互联网“东风”出道即巅峰，随后蛰伏十年淡出大众视线，接着强势回归再攀高峰，刀郎走出了一条与其他网络歌手截然不同的音乐轨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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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、彭承志、廖胜凯等科研人员与多家科研机构协同攻关，在星地量子通信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。例如，在“星”方面，突破系列关键技术，研制出国际首颗量子微纳卫星“济南一号”；在“地”方面，进一步发展了小型化地面站系统，大幅降低重量便于快速部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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